书摘
　　有社会学家在考察中发现，在不同的部落，两性之间的差异之在令人诧异。有的部落，男性可以通过交换自己的姐妹或女儿来换得自己需要的女人；在另一些部落，女性管理着社会，妇女们集中劳动，像支配孩子一样支配男人；也有一些部落，男女平等相处，无论男女都不具有攻击性、支配性和统治性。这说明，不同部落的文化，都用一定的方法使男女角色制度化。这种制度化表明，社会性别差异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自然性别差异不会直接导致两性间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只是男权文化的建构才导致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性别不平等。而H社会性别的差异不断地被重复，加强、改变、发展。
　　研究数千年的文明史，研究一定社会生产力和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研究由这种生产关系决定的人类不同阶段的文化，我们终于看出，导致两性社会功能和价值差异的并非是生理原因，而是社会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价值观规范了两性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并且不断被强化。而性别的自然差异，是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前提，是滋生后天社会差异的土壤。
　　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承认生理差异和社会差异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探究社会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探究这种差异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变迁，探究如何调整和消灭这种差异，真正体现“人”作为两性内核的精神实质，以利于长期以来受歧视受压迫一方的女性的发展和作为人的价值的实现，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西方妇女运动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经历了漫长的争取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的斗争，到了20世纪60年代，妇女运动风起云涌。女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首先提出质疑：在取得财产权之后，妇女是否与男性在经济上真正平等?在取得选举权之后，妇女是否顺顺当当地被选举为议会议员、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显而易见，相当艰难。但这又是为什么?
　　数千年男权文化中产生的西方知识体系，是罩在女性身上的一张巨大无比的网。女性争得财产权和选举权，就好比在笼罩着的网里争得一寸又一寸活动的余地，却无法冲破这张罗网。在统治人类精神的这张知识体系的大网中，女性向来被忽视，被歪曲，被贬抑。而且，这张网，随着知识的不断再生产，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也不断再生产，并越结越牢固。女性获得选举权，也只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她不可能比男性跳得更好，更优美。在社会性别制度中，性别的文化差异像幽灵一样左右着人的思维，控制着人的行为。那些被我们作为常识接受的理论，即便是一些进步的理论，虽曾对社会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却无法破除性别制度这张罗网。
　　几乎所以的知识体系，都忽视了对性别关系的考察和分析。而在事实上，男女两性关系的规范，恰恰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时代和地域，在私有制产生之前就产生；它超越种族，无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任何种族都存在着性别的差异；它超越政党、信仰，无论民主党共和党共产党，无论基督教佛教，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要面对男女性别问题；它超越年龄，超越学历，无论老中青，无论高中生还是博土生，无论天才还是低能儿，都要面对这一人类的重大课题。”然而，它就这样被忽视了。

　　电影《男孩，别哭》与纪录片不同，它透过视觉艺术，从更高层次展示了布兰登义无反顾选择另一性别后的情感历程。一个女孩豁出去做男孩，需要怎样的勇气和信心?布兰登的出场，让人惊讶。她的美丽和细腻衬托出她周围那些男性的丑陋和粗鲁。相形之下，那些女孩自然喜欢布兰登这样的“男孩”。她因而遭到妒嫉，这是她厄运的根源。当妒嫉中的男人发现布兰登竟是女儿身，恼怒和愤恨最终将她扼杀。导演的寓意十分明确：大自然创造了人类美好的身体，有美好身体的人类又创造种种清规戒律约束人类自己。是这些规矩，最终将美好的身体毁灭。布兰登没有妨碍别人，更没有胁迫他人，地只是向往另一种性别，追录纯洁的爱情，却遭
到强暴与谋杀的惩罚。“谁叫他骗人?”“谁叫她不当个规规矩矩的女孩?”这是男人无理而虚弱的指责。人类给自己制造了传统，传统借正义或自然的名义将所有不在规范之内的他者视为异端。
　　美丽毁于人类自身。
　　真正杀害布兰登的是男人内心深处的男性自尊。一个男人不能被女人爱，而一个“假男人”，却同时被几个女人所爱，“真男人”难道不该愤怒?电影中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当两个男人揭穿了布兰登的真实身份之后，布兰登的女友并没有因此而背弃她。大男人的自尊被这样一个假男人刺痛，真正是男人的奇耻大辱，于是他们用强暴她来报复。“强暴，加强了他们对男性自尊的认同，强化了男性永远比女人强的信念，但更重要的一点，藉由强暴，他们可以证明布兰登是个‘女人’”。当两个男人发现，布兰登在一个女友帮助下，有可能与她一起离开弗尔市时，他们枪杀了布兰登和她的女友。他们阻止了女性情欲沟通的可能，也不准女性结盟。“这场宛如‘处决’的谋杀，和先前用强暴所作的示威，你会发现问题的症结不是单纯的突发暴力事件，而是长久的歧视与憎恨在此找到了爆发点。”
　　如果纪录片给人义愤填膺的感觉，那么电影给我们艺术地展示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之间美好的情义关系。布兰登如何在女友沮丧酗酒的时候送她回家，如何体贴地留下送给她的戒指而未有性爱的念头；如何体验她们的性兴奋……这一切极大地讽刺和动摇了“阳具中心”的大男子主义。布兰登带给痛苦中的女友一丝温馨和体贴，带给处于逆境中的小人物微小而纯美的幸福。这印证了李银河说的：“爱情完全可能不看重性别，而只看重美。”
　　电影对布兰登的艺术刻画，放大了性别问题的深层次内涵，引发人们对性别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布兰登惨死的地方就是“终于让她有家的感觉”的弗尔市，这个“家”最终破灭了一个女人想要选择性别的梦想。女导演金柏莉·皮尔斯在《男孩别哭》中对这个事件艺术的演绎和表现，不只是揭露人性的丑恶，也揭示了社会性别制度的专制和强大。
　　20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新的性别理论——“酷儿”(queer)理论。早先，酷儿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含有“怪异”的意思；如今，这种理论，对“非常态”性倾向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这是对主流的两性文化表示叛逆。“酷儿”理论主张性主体的多元性，性指向的多边性，性类别的无差别性，并认为这些都是“历史力量的产物”。该理论的代表
人物巴特勒认为：“男女两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物学统计表明，世界上6％至10％的人天生就处在两性之间，他们的生物性别是不确定的。”

　　看来，《狗比女人好》的理由，是因为狗没有人的思想、没有人的企盼，没有人的情感，没有人的语言，你要它怎样就怎样。狗不仅比女人好，还比奴隶好，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一旦会“说话”，搞不好要起义造反，而狗不会说话，只会俯首贴耳。因此《狗》文的意图很明显，希望女人成为不会说话的工具，驯服地为男人服务而毫无怨言；或者，女人都成为不会说话的玩具，倕男人玩乐而毫无反抗之心。这样的文章，作者虽说有调侃的意思，但字里行间赤裸裸表达了对女性的轻蔑，以及高高在上的大男子主义情绪。这篇文章，发表在解放53年后的中国，着实让人心寒。
　　果然，文章一发表，就引起读者极大反感。山西省运城市农机局离休干部王居五看后，深感义愤。他说：“看完之后，我气得竟然说不出话来，让狗和女人相比，纯属无稽之谈。”在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为全国的妇女打一场名誉权的“公益官司”。
　　王居五先生出生贫困。解放前，他们家孤儿寡母常被人看不起。那时，只要他哥哥不在家，别人来商量什么事，问：“屋子里有人吗?”他母亲明明在家，却总是回答：“没人。”这话至今想起，仍深深地刺痛他的心。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里，女人只是家中的摆设，不能决定家里的事。但是，解放后妇女翻了身，男女平等了，女性地位提高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严重的性别歧视呢?愤怒之余，王居五先生写了篇题为《闭嘴，不许诋毁侮辱伟大的女性》的长文，声讨《狗》文对女性的歧视。他呼吁全国妇联代表全体妇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一公然侵犯全体妇女权益的违法事件；他要求《狗》文作者、始刊登者以及不加批判转载的3家媒体向全国妇女公开检讨，赔礼道歉，并象征性地向全国妇女每人赔偿一分钱精神损失费。
　　运城市妇联、运城市税务局及王居五老人所在的农机局的干部职工纷纷响应，表示对王居五的支持。运城市妇联明确表示，如果王居五老人到法庭起诉《狗》文作者，妇联将授权老人代表运城市的235万妇女。
　　事件于是引发争议。
　　发表《狗》文的该报社认为，他们发表这篇文章，放在名为“开心园”的栏目中，只是想让它成为读者的笑料而已，并无恶意。有位杂志编辑刘先生认为，《狗》文本身就是一篇带有调侃性质的文章，是供读者在茶余饭后闲聊时开玩笑的，不应该由此无限联想。再说，现在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因为作者在《狗》文中写出了不同的观点，就对他不依不饶，口诛笔伐，甚至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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